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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政府不能再自制拆迁火药桶

一个去年财政收入仅1.3亿元的贫困县，一年的市政工程计划却有20多亿元，这意味着什么？政府高负债率？招商引资的压力？

当然不是。在河北贫困县广平县，这不过就意味着一件事：拆迁。而且既不签补偿协议，也没有临时安置办法，10天完成33万多平方米的拆迁任务，轻而易举使1000多户居民房屋被拆，土地被征用。

“有人管这个事吗？”被拆迁户李运得哭着问。这不是李运得一个人的绝望追问，这样的问题四川成都的唐福珍问过，还有江苏东海的陶会西，湖北武汉的王翠云，安徽青阳的朱正亮。不幸的是，他们用自焚这样极端方式的追问，当然没有等到结果。李运得今次的呐喊又能得到什么？

近几年，拆迁已成为社会最大的矛盾焦点。在各地城市化推进的过程，充斥着种种关于拆迁的悲惨、荒唐的故事。

但是，很多地方政府并不把拆迁冲突当回事。面对这些冲突，主事者大多以“发展大局”“社会稳定”一言以蔽之。在这样的宏大叙事背景下，拆迁冲突被演绎为一般的个体利益纠纷。甚至有拆迁者以执法者的姿态自诩，俨然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臣。唐福珍事件发生后，曾在拆迁现场指挥的城管局长钟昌林，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唐福珍自焚是法盲的悲剧”，对唐福珍“不存在歉意。我是执法者，应该严格执法，在法律面前不应该有歉意”。

在钟昌林们看来，死一个唐福珍算什么，拆迁照样进行，机构依旧运转。那块发生过自焚的土地上，瓦砾将被彻底清除，取而代之的是宽阔的马路，挺立的高楼。车流、人流不息，太阳照常升起。

太阳真的如钟昌林们所想象的那样照常升起吗？城市化过程中频繁发生的拆迁冲突，其实质是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的权利之争、利益之争。即便强拆能够持续，这种以牺牲某一群体利益而成就的城市化与现代化如何能保持平衡，有何持续发展的动力？

我们每个人都坐在拆迁的火药桶上。在巨大的社会矛盾冲突面前，每个人都不可能超然在外。这一点，有人看到了，可还有很多人视而不见。在中央层面，拆迁“变法”已提上议事日程，国务院日前又发出《关于进一步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紧急通知》，要求对因工作不力引发征地拆迁恶性事件追责，以缓和愈演愈烈的拆迁矛盾。而在地方，河北广平县的违法拆迁却仍在持续。李运得，被拆迁后临时栖身的不足10平米的塑料棚屋，将再次面临拆迁。“有人管这个事吗？”李运得的绝望追问，你可忍心听得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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