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和谐稳定的婚姻关系，是普通大众幸福生活的基点，也是社会安定有序的重要保证。然而，现实生活中人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各种利益的衡量，婚姻关系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民众婚姻的幸福指数与稳定度处处面临着现实的考量，由此，人们的婚姻道路上充满了诸多未知。如何才能使得婚姻关系变得更为可控，“保证书”逐步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进而被身处其间的当事人广泛运用，作为为民司法的审判机关，我们应通过研究其呈现出的时代特性，以此展开相关的法理思考，为审判实践注入活力。
一、引言
俗话说：“个人是社会的细胞，整个社会都是我们单个个体的集合”，在这其中，男女异性之间婚姻关系的缔结在很大程度上是构成社会集合的关键部分，和谐美满的婚姻关系是整个社会安定有序的“稳定剂”。然而，婚姻毕竟不只是简简单单地两个人结合，幸福的婚姻需要夫妻双方共同经营、维系，世间生活的百态无疑使得人们的婚姻道路上充满了太多的未知，婚姻的安全稳定系数遂成为了人们普遍关注的焦点。如何才能使得错综复杂的婚姻关系更为可控，人们可谓是从各方去求证答案，这其中“保证书”当属首选，人们更愿意相信“一诺千金”，望藉此提高婚姻的幸福指数。可婚姻关系中毕竟掺杂着太多的个人情感因素和利益因子，指着“保证书”这“一纸承诺”能有多大的保证呢？这样的“保证”在婚姻关系中发挥着多大的效用？其效力如何？现笔者结合自身辖区法院的婚姻案件审判实践情况，拟简要地对“保证书”的产生背景及其中当事人的心理状态进行剖析，阐释其具体应用形态，藉此对由“保证书”所引发的相关法律问题展开探索，以期能对婚姻案件的审判实践有所裨益。
二、“保证书”之产生背景分析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GDP总额也跃居世界第二，这其中当然也与我们每个社会个体息息相关，可是在社会转型期内，也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具体到我们民事审判领域中的婚姻类案件，其由此产生了诸多新的动向，本是属于“二人世界”的婚姻关系也受到了现实的极大挑战，于是身处其间的婚姻当事人纷纷给自己的婚姻寻求“保证”，“保证书”在此扮演了积极的角色。
（一）社会转型期内，人们的思想价值观念产生了剧烈的冲突。当今处于社会转型期内的中国，许多问题还未能及时地消化随之又被新的矛盾所遮蔽，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并发症。一方面，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人们的物质生活层面需求基本得以满足；另一方面，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对人们精神层面的关注度略显不足，现阶段的社会价值观比较紊乱，有时人们会显得无所适从。具体到婚姻案件实践，人们对待婚姻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婚姻受到现实的诱惑增多，传统的家庭观念与当下的新思潮发生碰撞，婚姻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随之增加，人们在心理上需要对婚姻进行保证。
（二）市场经济社会里，契约观念深入人心。诚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扮演着非常积极的角色，我们每个社会个体身边无时无刻不散发着市场经济的因子。市场经济相比较于计划经济而言，其以高度开放性著称，它鼓励交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契约观念正逐步深入人心。婚姻的结合体作为小的社会集合，也越发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契约观念来考量现实的生活。正因为婚姻本不是一个人多能左右的，婚姻的当事人难免会对其进行着利益的衡量，婚姻的稳定系数随之降低，人们的婚姻幸福度也越发变得难以保证。在市场经济的语境下，“保证书”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人们更愿意相信对方的一纸“保证书”，望能给婚姻的幸福稳定增加砝码。
（三）人们的法治意识逐步觉醒，法治观念逐步深入人心。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层面一直非常重视法治建设，现已基本建立了完备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加之普法工作地积极开展，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的法治意识逐步觉醒，在很大程度上能自觉地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婚姻关系中，相比较而言，妇女在我国的传统社会里处于弱势地位，近年来，我国关于妇女权益保障的机制逐步完善。现在的人们尤其是女性在面对婚姻问题时，较过去而言多了几份理性与智慧，在处理日常家务问题时，基本上会从法律的层面上考量，会充分地运用身边的法律资源维护自我权益。正所谓“口说无凭，立据为证”，“保证书”才得以在实践中大量地运用。
三、具体实践应用形态
在我国，由于传统文化影响深厚，婚姻家庭中夫权地位依然强势，在家庭生活中扮演着积极主导的角色，女权相对处于劣势。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强对妇女权益的保障力度，女权得以解放，现逐步实现了男女平等。但是，由于夫妻双方在家庭中的分工不同，妇女在心理上对婚姻有着诸多脆弱或隐忍的一面，在处理有关婚姻类问题时更愿意求得“保证”，实践中大多数“保证书”的签署多是由女方主动提及。现实生活中，由于时间段的不同，“保证书”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具体而言如下：
（一）仅限于婚姻当事人双方知晓、无任何第三方介入情形下的“保证书”。一般而言，一些当事人由于对未来婚姻不确定性的担忧，往往会在办理法定的婚姻手续之前签署“保证书”，以此来增加婚姻的稳定系数，这时的“保证书”往往只是剧一般象征意义，其中约定的夫妻忠贞条款居多。在婚后的生活中，夫妻难免会产生矛盾，在出现危机时，囿于“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传统，当事人双方首选的解决途径当属私下协商，以达成“保证书”而重归于好的情况屡见不鲜。此时的“保证书”中会就夫妻相互之间的忠贞、家庭责任、孩子问题及惩罚措施进行约定，其中类似“净身出户”、“背叛婚姻方不得探望子女、不得做孩子的父（母）亲”等条款并不鲜见，可能其中还会夹杂着有关财产权属的内容。
（二）有第三方介入情形下的“保证书”样态。
对于婚姻双方而言，在婚姻未出现危机时，夫妻双方能够和和气气地过日子，即使在产生矛盾的初级阶段，大多也是愿意私下寻求解决途径，直到万不得以时才会主动邀请第三方组织加以处理。但是，基于中国社会浓郁的乡土情结，人们这时在心理上更愿意先向诸如村委会、居委会、邻里亲朋及乡镇等有关民间调解组织与个人寻求帮助。鉴于“劝和不劝离”的文化传统，一般的婚姻危机在此种情况下都会得以化解，当事人的心结会得以敞开，会从长远出发，审慎地处理婚姻矛盾。因为在此阶段的矛盾一般都是双方私下协商未果的情况下才会有民间组织介入，一般一方会对另一方产生不信任，故多数情况下其中一方会主动要求对方写下“保证书”，主要内容可能会涉及到夫妻双方的家庭义务及一方对自身过错行为的改正决心等，其保证内容多是就事论事，但是，多是具有象征性意义。
虽然多数情况下，婚姻危机双方都能在无公权力的介入下予以化解，但是，现实中的情况错综复杂，有些矛盾相当一部分当事人认为非得要找“公家评理”，自己才能信服。法院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的最后一道防线，具有较其他解决纠纷方式明显的优势，因此承担了此项重任。我国有关民事法律规定，对婚姻类案件的处理要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的原则，法官一般都会先行调解，处理时非常审慎。组成一个家庭实属不易，家庭不仅仅是双方的责任，更是对社会的责任，有些当事人只是心生怨气，心里面横着“一道坎”，加之遇到了有关法律知识盲区，夫妻感情确未破裂，却固执地要坚持离婚。法官会对当事人释明法理，陈述利害关系，当事人会知晓其间的利与弊，此时，在法官的见证下，一方当事人书写的“保证书”会抚平对方的心理伤痕，也会促使对方反思自己的行为，其便以不伤和气的方式化解了婚姻危机。此种情形下的“保证书”多是一方给对方一次改过机会的书面见证，法官往往也会积极地调解促成当事人和好，此种方式当事人一般也乐于接受。
四、法理思考与探索
（一）“保证书”中若约定有诸如“净身出户”等财产权属及“背叛婚姻方不得探望子女、不得做孩子的父（母）亲”等条款，是否有效？会产生怎样的法律后果？
在现实的具体操作中，“保证书”中的“净身出户”及“背叛婚姻方不得探望子女、不得做孩子的父（母）亲”等条款一般多存在于当事人私下里签订的“保证书”中。
所谓“净身出户”是指婚姻的双方当事人在婚前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约定，在婚姻双方决定离婚时，婚姻的一方要求另一方退出婚姻时不能得到任何共同财产。此类约定多见于男方入赘女方家中的情形。我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下列财产属于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一）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取得的收益；（二）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三）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养老保险金、破产安置补偿费。”由此可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上财产属于夫妻共同所有。是不是当事人约定的所有类似的条款均属无效？依据《婚姻法》第十九条之规定，夫妻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权属进行约定，但是其约定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由此看来，当事人一方在“保证书”中约定有“净身出户”的条款也并非全都为法律所禁止。若签署此类“保证书”时系其真实的意思表示，可以视为夫妻双方对其所属财产的约定，理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若书写该条款的当事人有证据证实其在做出该意思表示时有被胁迫等情形，依据民法上的意思自治及公平原则，该条款亦属可撤销情形。在实践中，针对该保证条款一定要审慎地认定其具体内容，区分清真实的意思表示与不正当的胁迫等情形，以防一方当事人由此不当得利。
针对“背叛婚姻方不得探望子女、不得做孩子的父（母）亲”的保证条款，法律的态度很明确，此类约定概属无效。因为涉及到子女的探望权及子女与离异父母的关系属身份关系，当事人不能约定予以排除相关当事人的权利。依据《婚姻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婚姻法》第三十八条之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的权利；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的权利”。由此可知，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不因双方婚姻的解除而不复存在，子女仍是其父母共同的子女；有关对子女的探望权，当事人不能人为地约定排除，法律明确规定除非一方探望子女不利于该子女身心健康的，只有法院有权依法判决中止其探望权。
（二）若一方当事人违反了“保证书”中约定的内容，另一方当事人向法院起诉离婚，该“保证书”可否作为双方感情破裂的依据？法院可否据此判决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
有一种观点认为，夫妻之间签署“保证书”等书面承诺，已经明确地表明双方的感情已经出现裂痕或者说至少存在着些许的不信任因素，否则即不会签署此类“保证书”。当以契约形式维系的婚姻关系再次出现危机时，当事人双方的感情当属破裂情形。因此，当一方违反“保证书”的约定时，应当作为婚姻破裂的重要依据，法院可据此判决双方离婚。
笔者认为，此种观点值得商榷，我国以感情破裂主义作为法院判决离婚的法定标准，实践中，除非当事人双方一致同意离婚，否则，法院判决当事人离婚必须以此为准据。婚姻当事人签署的“保证书”多是夫妻双方婚姻忠贞及夫妻义务与责任的书面宣誓，涉及道德或精神层面的居多，在当前婚姻案件的审理语境下，其充其量只能作为双方感情不合的一个参考。在具体审理中，法官应当结合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综合予以认定夫妻感情是否破裂，对符合法定离婚条件的，应准予离婚。当然，“保证书”中涉及到的有关权利与义务如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依据民事领域意思自治原则，理应受法律保护，有关当事人应依约履行。一个合法有效的婚姻，不仅关涉婚姻的当事人双方，更是关乎社会的安定有序，每个婚姻家庭肩上都肩负着一定的社会责任。同时，值得注意地是，在涉及到有子女的离婚案件中，子女亦是予以考量的重要方面。不能因为当事人双方之间存在着“保证书”就很草率地使一个家庭解体，否则，将有损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并可能会由此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三）为什么当事人更加信奉在法院主持下签署的“保证书”？其对我们法院的审判实践有何启示？
在当下的中国社会，普通大众的乡土情结依然浓厚，受传统观念影响，人们对法院等公权力机关仍心存畏惧，认为到法院终归是件“不光彩的事”，有些地区的人甚至“谈法色变”。对于婚姻类案件而言，当事人通常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诉诸法院寻求解决途径，因为夫妻双方彼此互不信任，他们相信法院会居中裁判，认为在法官的见证下签署的“保证书”会更有公信力。很多情况下，一方当事人正是抓住了对方的心理弱势，才以起诉离婚作为手段，目的是给对方在心理上造成震慑，以签署“保证书”使其切实履行自身的义务、维系婚姻的稳定，夫妻感情尚好、因一时赌气离婚的当事人多属此种情形。
对于那些夫妻之间矛盾较多、积怨较深的情形，当事人到法院起诉离婚，其同意在法院的见证下签署的“保证书”往往有着以下几重考量：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的“保证书”恰好给了提起诉讼的当事人一个“心理台阶”下，其认为自身会在心理上较对方有优势，给双方婚姻一个机会，若因此双方日后和好，此种行为也不失为一种理性的选择，“保证书”自无存在的价值；若做出承诺的一方违反此“保证书”的约定，因为此“保证书”是在法院的见证下达成的，再次起诉离婚时其能作为婚姻破裂一个重要证据，此“保证书”乃是当事人收集证据的方式之一。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一方面，法院与民众的心理距离还有待我们拉近，因为在当前能动司法的语境下，我们法官应当有更多的作为，更应问计于民，问需于民，善于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以体现司法的时代特性；另一方面，民众的法治意识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人们的证据意识增强即是例证，客观上要求我们法官更要保持中立，依法裁判，努力培育民众对法治的信仰，逐步树立司法权威。
五、结束语
幸福的婚姻是“社会人”和谐美满生活地有力保证，婚姻关系的稳定对于社会的安定有序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多数情况下，当事人可能会因一时的冲动而造成无法挽回的婚姻悲剧，作为为人民司法的专业审判机关，应当审慎应对，妥善地化解婚姻家庭矛盾，抚慰社会的创伤。同时，针对审判实践中产生的新情况，要保持高度的敏锐度，为当事人婚姻关系的稳定提供强有力的“保证”，为社会发展注入司法活力，切实做到为民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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